还有就是，要积极参与电视台供片和录像带制作。制片厂被推向市场，它们需要自负盈亏。
　　也是在这一年，电影业的首家股份制公司成立，它由上海电影发行公司改组，不仅负责发行，还参与到了制作当中。
　　…………
　　在此后的1994，社会再次发生改变。
　　新《劳动法》正式颁布，“双休日”被正式实施。足球同样市场化了，有了联赛“甲A”“甲B”。谢兰生被岑晨拉着去看了场“北京国安”，发现，只要进球全场就喊“牛逼！”只要丢球全场就喊“傻逼！”简直听呆了。
　　在电影的领域当中，电影局与独立电影人的冲突达到顶点，动静很大。在谢兰生和孙凤毛在国际上获奖以后，又有些人“铤而走险”，于是，在这一年3月，七个导演去参加了荷兰鹿特丹电影节，电影节还专门以“为中国六代导演争取权利”为题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官方彻底被激怒了，吊销七人导演资格，而谢兰生，因为此前某个事件决定不再出国比赛，并未被波及。
　　在这七个导演当中，有一个因拍的片子某些色彩比较浓重，被禁的最久。谢兰生觉得，两边似乎都有道理，一个拍了一些想法，并没在那胡说八道，另一个因国际政治感到生气也蛮正常，谢兰生想不明白，不过，从现实的角度出发，他不希望双方矛盾继续这样激化下去，他总认为沟通、谈判才是现代的解决方式，而不是谁要压倒谁。
　　在电影的领域当中，官方又有重大改革。这密集的改革频率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。
　　因为“票价”突然放开，电影票价大幅增长，于是，观影人次还有人均观影次数遭到前所未有的史诗级的重创。同时，因为早习惯了中影公司“统购统销”，16家国营的制片厂根本不懂电影发行，找不对人，卖不出片，继续萧条，它们只能卖地、卖房、拍广告等。对于电影，除了北影比较坚持，其他家都拍的少了，一年最多一两部，很迅速地衰落下去。
　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一两家民营公司悄悄成立，对国营的电影“投资”。民营公司构思电影，再在审核通过以后，从制片厂购买指标，与制片厂合作拍摄，也就是说，用制片厂的厂标，挂制片厂的名头。民营资本进入行业，制片厂靠卖标赚钱。
　　与此同时，为了挽救电影市场，1994年8月，广电部出台了348号文件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通知》，决定，各制片厂可直接向各省各级发行电影，另外，每一年由中影公司以票房分账的方式进口10部“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以及当代电影艺术、技术成就”的影片，于是，好莱坞电影在阔别中国40年后杀回中国。而在此之前，中国人除中国电影，只能看到“社会主义”兄弟国家的片子，比如朝鲜的《卖花姑娘》，比如罗马尼亚的《多瑙河之波》，谢兰生看的欧美片都是学校的“内参片”。
　　就这么着，1994年11月12日，中国首部美国大片《亡命天涯》正式上映。它的主演是哈里森·福特，在片中，Richard Kimble的妻子被人杀害，他被认为是嫌疑人，千钧一发跳车逃走并且追捕真正凶手，最后一切浮出水面，Richard Kimble的罪名被洗清了。这部片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天津、重庆、郑州六大城市做了放映，不过，作为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，它的发行困难重重。它公映的六个城市刚好都是改革派，阻力较小，可其他的所有省市都不同意放映此片，而且，因北京市电影公司持强烈的反对态度，中影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改为与海淀区合作。
　　《亡命天涯》成功上映登时掀起滔天巨浪。有一部分业界人士认为这是引虎下山，会击垮脆弱的中国国产电影，于是，在一大片抵制声中，《亡命天涯》在北京市被逼无奈提前下线，然而，即使只在六个城市做了放映，北京市还提前下线，该片还是创造了3000万的票房奇迹。
　　《亡命天涯》上映期间，门庭冷落的电影院门口重新排起长队，甚至催生了“黄牛党”，把15元的电影票炒到50元都还不止！
　　谢兰生又想起莘野，觉得对方预测真准——美国大片真的来了，而且就是“两三年内”，国产电影也真的是丝毫没有还手之力。
　　下一年，好莱坞的黄金年的《真实的谎言》、《狮子王》、《阿甘正传》等7部片接踵而来连番上映，对中国观众进行了一番长久的轰炸。
　　其中，阿诺德·施瓦辛格所主演的谍战片《真实的谎言》，在这个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有3893元的年份，票房破亿。
　　一向只看“主旋律”的中国片的观众们，因大银幕上突如其来的一切而震惊不己，他们睁大了黑色的眼睛，眼瞳中倒映着满满的好莱坞式爱恨情仇。
　　作者有话要说：　　全是背景，没有剧情，但建议看，因为感觉这些背景对主题是有用处的，对剧情也是有用处的。
　　这章留言都发红包吧，不要求字数，因为没有神马剧情，不好意思收VIP了，虽然内容是必要的……
　　谢导依然在被禁中……
　　那个，大家应该看出来啦，在这篇文，熊猫导演努力科普更全面的那段历史，并不想做谁对谁错的简单评价，不过，相信大家看完以后会有自己的想法呢~可以说的是！谢兰生会从头到尾为文艺片寻找更好的出路，不管是政策上的，还是市场上的，下两个part会更明显，这是全文主线，不会改的。


第38章 《圆满》（二）
　　1992年到1994年, 谢兰生的电影拍摄也经历了起起落落。
　　1992年, 在春天的“南巡”以后, 文艺复兴国际的Bill卖出一个《生根》版权。法国巴黎的某公司用10万英镑买走了它，文艺复兴按照合同收取了20%的中介费。谢兰生想，即使没有莘野那份“有保证的销售协议”, Bill大约也能卖出去，感觉自己似乎少欠那个男人一点点了。这个年头外汇管制，“官方价”“市场价”不一样, 两条轨, 谢兰生把部分英镑交给几个移民家庭，对方父母把等额RMB打到兰生的账户上。
　　日本、法国付款以后, 谢兰生有21万美元了，当时英镑兑换美元还停留在一比二。谢兰生把投资人的20万本金先偿还了, 又按当初答应好的打给对方一半“收益”，也就是45万, 自己拿着另外一半用来拍摄下部电影。做完这些分账以后，谢兰生把欠莘野的直接打进那张visa卡，又请祁勇说一声儿。祁勇震惊半晌, 问“你们俩分手了吗”, 让谢兰生十分莫名，支支吾吾地过去了。
　　同年，谢兰生又不顾禁令拍了一部《美丽的海》。录音师是那个岑晨——他从西影早辞职了，电影局也管不到他，摄影师是拍广告的, 而主演则是在香港寻求发展的台湾人。《生根》都灵拿奖以后谢兰生的资源广了，在那边拿到不少香港记者的电话号。小红小绿还是助理，也是不care电影局的。
　　《美丽的海》在1993年竟入围了戛纳电影节，让谢兰生非常震惊。它并没能最终获奖，但让已经花光本金的谢兰生卖了版权，而且还是同时卖了美国、英国、日本三地，赚到大约45万美元，其中美国版权是20万美元，英国版权是10万英镑，日本版权是10万美元。那个时候人民币也开始大幅地贬值，45万美元大约相当400万RMB了，谢兰生的腰间鼓鼓，虽然资金还是不好回国。
　　谢兰生因没有护照并未出席颁奖典礼，而且，因为再次不乖，谢兰生的8年禁令又延长了，到2001年末去了，不过他也并不在意。
　　1993年6月到1994年6月，自觉自己“非常富有”的谢兰生一下拍了两部片子，一部叫作《山坎》，一部叫做《黑白》。
　　他自己更喜欢《山坎》，觉得自己拍《山坎》时各方面的状态都好，而在《黑白》那部片里却显出了一些疲态。
　　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个哑巴，非常美丽，然而丈夫有精神病。影片当中的男主“我”爱慕哑巴，却不明白他的“仙女”为何嫁给她的丈夫。他到后来才听说，哑巴本是别省的人，被“拐”到这个地方，她也不是天生哑巴，是被公婆用药弄哑的。她不会写字，如果也不能说话，就一辈子锁在这了，而这乡里的其他人都是支持那公婆的，男主角“我”非常犹豫。一次，那个丈夫又“犯病”时，“我”实在是冲动难忍，便把对方一把推开，第二天才猛然发现对方竟然是跌死了。丈夫死后，女主继续困在当地、抚养儿女，“我”希望帮她逃出去，却又不敢，因为那天哑巴公婆看到自己推死人了，为了不把警察招来才选择了私下解决。结尾，“我”太喜欢哑巴姑娘，还是跑去城里报警，并且自首，一排警车开进乡里，也带走了“哑巴姑娘”，男主角“我”爱的方式不是占有，是让她自由。最后，面对这一切，哑巴姑娘“告诉”警察，当时丈夫其实没死，是她抱起丈夫的头在桌角又狠狠一磕，才死了。哑巴姑娘从容走进最不自由的牢房，可对她来说，又是最自由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