材料又被打出来了，旁边附着中文翻译。
　　“好了，”谢兰生说，“我真心希望，这场风波赶紧平静，这场闹剧赶紧过去，观众目光可以放在《一见钟情》电影本身上。”
　　他说完，深蓝影业的叶总又做了一些补充回应。
　　屋里都是各大电视、各大网站娱乐记者，他们会把这些回应最大限度传播出去。
　　…………
　　两点半钟，深蓝影业的发布会结束以后，公司公关在网络上同样发了澄清公告。
　　因为针对谢兰生的两个帖子是发布在天下电影论坛上的，深蓝影业这封回应也发布在了天下电影主版块上。
　　它采用了设问形式，一共分四个部分，第一部 分叫“《一见钟情》有潜规则？”第二部分叫“《一见钟情》收费试镜？”第三部分叫……而每一个标题下面，深蓝影业都啪啪啪贴出一堆实际证据，无法反驳的实际证据，与之并列的还有条理清晰的冷静说明，十分可信。
　　与此同时，它还发了一封导演谢兰生的补充公告，题目叫《是我起了反叛之心——我的15年，我的反思》。
　　所有人都被打动了。
　　谢兰生在信里写道：
　　【我在最近才意识到，这个社会变化太快，很多朋友并不清楚十几年前种种状况，因此，我也愿意随便说说我这15年，我的想法。
　　我出生在1969年。说来有些不好意思，我大概是三岁那年对于“电影”着了魔的。大家可能并不知道，直到1994年欧美电影才正式地进入中国，但我当时非常幸运，因为小叔有些门路可以跟他看“内参片”——由专人引进、翻译，给首长们看的片子。三岁那年，看到荧幕上机关枪突突突突地扫射时，我的手脚一阵抽搐，还“啊啊”地尖叫了。这件事在后来成了家人取笑我的素材。可我想啊，它那么真，那么真……又真实，又梦幻，像我们的现实世界，但是更美。真的更美。
　　我喜欢看“内参片”，比如《大幻影》《发条橙》《午夜牛郎》《安妮·霍尔》……并且深深为之着迷。我控制不住地每天模仿电影中的人物，学他们说话，学他们行动……可是后来我意识到，我学校的那些朋友都没看过这些片子，甚至，没看过任何片子。于是，为了不让朋友眼馋，我便把对电影的爱深深深深隐藏起来，可是，当它成为一个秘密，它变得更为珍贵。这一隐藏，就是十年。
　　说来还是不好意思，我本能考北大清华，却选择上电影学院，在交志愿的那天把第一志愿偷偷改了。家里当时鸡飞狗跳，我被打了无数顿。可我很开心，真的开心，好像，戈达尔的激烈情绪、特吕弗的人性洞察、斯科塞斯的慑人张力，都触手可及了。
　　可实际上不是这样。
　　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国营的电影制片厂去工作。我为了有上片机会主动放弃留京名额，然而最终还是失望了。当时拍片需要厂标，我们单位一年一个，大导演们还不够分，刚毕业的只能等着。有回，厂里必须筹备、摄制关系户的一部电影，文学部的问了一圈，没有导演愿意沾，而我为了可以上片大刀阔斧修改剧本，可临开机时，厂长却让把“总导演”给有关系的其他人，我只能当执行导演。我拒绝了，继续蛰伏。到1991年3月，我听见厂长说，“谢兰生要锻炼五年才能真正承担重任。”我不知道，这是因为我不“听话”，还是因为我新毕业。
　　可是，“等”会耗尽我的才华。那天，我决定了自己拍片。我当时对我自己说：“你好，我叫谢兰生，我已经毕业两年了，再不拍片我就要死了。”我想，为何画家可以画画，作家可以写书，导演却不能拍电影呢？我偷偷拍，再偷偷卖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蹲监狱我也认了。作家不能只当助手，画家也不能，别人的片跟我的片完完全全是不同的。
　　于是开始筹备《生根》。
　　当时很难。为了筹资，我到公园演过猩猩……为了……我……中国境内不能冲印，我把片子送去澳洲，澳洲海关开箱检查，胶片见x光，报废了，一切又要重新开始……】谢兰生把一点一滴在纸上写出来了。
　　另起一行，兰生又道：
　　【我再一次非常幸运，《生根》入围都灵影展。我没资金去打广告，只能站在酒店门口，或站在会场门口，一边发宣传单，一边说：“请来看看我的片子！请来看看我的片子！”那个时候，参加影展、卖掉版权，在欧美的电影节和电影院中被放映，是唯二的见光机会。何况，我也必须还清欠债。
　　结果大家都知道了。回来我被禁了8年。
　　1993年，《美丽的海》入围戛纳，1994年，《山坎》《黑白》退出影展，我就觉得挺没意思，欧美参展挺没意思，于是，带着自己几部片子在咖啡馆私下放映。有一回，我在举着大黑布遮某咖啡馆的天窗时，跌下来，摔断了腿，我在医院悄悄哭了，想，“我好想被公映啊。”“真的，好想被公映啊。”
　　1995年，VCD盗版碟流行起来，我觉得是一个希望，被看到的一个希望。于是，我请莘野来拍《圆满》，又一次参加影展。《圆满》柏林擒熊以后，盗版商们毫无反应，我就带着剧组的人在全国的租碟社问，让老板向盗版商们反馈这个市场需求，最终，我的盗版出现了，我那时候欣喜若狂，在大街上跑了起来。
　　1997年……
　　2003年，我永远都忘记不了。11月1号那天下午，我在新开的图书城漫无目的随便溜达，却见到了《看电影》杂志的总编辑张学文。在那里，张总编对我透漏，“民营公司不需要跟大制片厂买厂标了！”“流程变了，在前进了！”“电影局要给您解禁了！”
　　他没说错。2003年11月30号，在电影局与青年导演的座谈会上，我跟其他独立导演被电影局正式解禁。
　　而后，这一年半，我拍摄了《一见钟情》。
　　至此，走过漫漫的15年，我终于能被公开放映了。
　　被人看到的时候，我才是活着的。
　　在我看来，走当初的那一条路自然而然、别无选择，即使后来被讨论、受争议，我也从来不曾后悔，亦不曾羞愧。那时情况太特殊了，与今天完全不同，并不存在为名为利去迎合谁或讨好谁。我有时候觉得委屈，想：你们是不是太敏感了？你们是不是为面子呢？难道可以忽略那些还在受苦的人们吗？说实话，我不希望我的片被拿去证明什么东西，或是大国崛起，或是别的，我很为难，它做不到。不过，另外一些时候，我又陷入一种迷茫。政治实在太复杂了，导演对此滔滔不绝也是十分危险的事。我只知道，21岁的一个青年无法判断“过不过界”。至于现在，我不想了，只要导演还想公映，“过不过界”有人决定，无法由他本人决定。我更在意我能做的，比如，就在上月，我与电影局的川局再次表达我的想法，同时也是表达电影人的想法——希望，审片委员会的构成可以进一步地改良，减少官员的数量，增加其他人的数量，比如，电影与社会的学者、儿童教育专家，还建议了审片委员的年轻化等等东西，以及……让电影人的作品能更容易与观众见面。我只想从电影出发，也只能从电影出发。我希望能更加自由，我不避讳这一点。】
　　性格使然，谢兰生是比较温和的，这个阶段，他更思考“能做什么”，比如促进放宽尺度，再比如争取规范条款。不过，他也知道，很多很多的电影人很激烈地反对审查，即使明知它绝无可能被取消，“不沟通”在表明态度的同时也放弃了沟通与博弈。
　　最后，谢兰生写道：
　　【这些天，一些朋友常常问我：谢兰生，见到资本的獠牙了吗？见到资本的狰狞了吗？你是不是非常伤心？是不是非常绝望？
　　老实说，没有。
　　我们这些“独立导演”的解禁电影陆续上映，被观众嘲笑说“闷”，被媒体宣判死刑，而我还有《一见钟情》呢，被争论、被打压，可是我们还在拍摄电影，我们还在这里活着。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我们经历太多太多，我们永远不会枯萎。所以，尽管争论，尽管打压，我并不会想要摆脱‘独立导演’这个标签，亦不会想要逃避刀刀见血的新市场。“六代导演”“独立导演”“中国导演”……或者，“转型期的中国导演”“夹缝中的中国导演”，这些词汇我都听过，经常不是好词，可我愿意属于它们，发自真心地愿意继续属于它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