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兰生：“……”又来了又来了，消停十天后又来了。
　　不过兰生还是哄道：“净赚15万，我卖一部电影出去够别人挣二十年了，以后谁再说您儿子，就把事实甩他脸上。”
　　“行了行了，不是那事儿。吃的住的和退休金里里外外都没着落的。大国企能分配房子，你呢？”
　　谢兰生也没有话讲。这两年刚有“商品房”，然而数量非常稀少，平均价格1000块一平，北京还要更高，他肯定是买不了的。
　　李井柔又数落一阵，最后道：“哦，对了，你北电的那个教授王先进刚来过电话，叫你回来后就回电。”
　　“王老师说什么事儿了吗？”
　　李井柔又没好气道：“那谁知道！”
　　“……”谢兰生看看挂钟，发现此时是十一点。
　　“睡觉了吗？要不要打呢？”谢兰生在犹豫之后还是决定回个电话，因为如果没有急事那顶多是不大礼貌，如果真有急事那可能会后患无穷。
　　王先进还真没睡觉，他说：“兰生，恭喜，听说《生根》在电影节拿到大奖‘最佳影片’。”
　　“嗯，谢谢老师，我自己也没太想到。日本版权卖了出去，欧洲则是签了代理，文艺复兴国际公司五年内要卖出20万英镑，否则赔50%。”
　　“哎，也是一个好的结局。文艺复兴国际公司运作能力是很强的。”恭喜过后，王先进在话筒那边突然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又开口，“兰生啊，是有这么一件事情，电影局的方副局长说希望与你谈一谈。”
　　“谈？”谢兰生的声音委屈，像抱怨，又像撒娇：“谈什么，还有什么好谈的。我连护照都被收走了。”
　　王先进又思忖片刻，才继续说：“兰生，你也不要太担心了。处罚决定已经下了，不会变得更严重的。方副局长和我讲了，他只是想跟你谈谈，没那么严肃，你不要害怕。”
　　“怕倒不怕……”好吧，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认了，他死猪不怕开水烫。
　　“明早八点就过去吧。你等领导，别让领导等你。”王先进说，“电影局的地址知道吗？是在……进门说你叫谢兰生，去那是找方副局长就好。”
　　“我知道的。”
　　“聊完来个电话汇报。”
　　“好，我会的，谢谢王老师的关心。”
　　“应该的。那希望你一切顺利。”
　　“嗯。”
　　放下电话，谢兰生想方副局长究竟是想“谈”些什么，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最后竟然睡过去了，还算平静。梦里他又回到都灵，在纷扬的雪花又看到莘野。
　　…………
　　翌日清晨，谢兰生把都灵那套近2000块的西装穿上，出门坐了一段地铁，到电影局“受死”去了。他想显得重视一点、紧张一点，然后死的轻一点。


第一回 被机关约谈心里难免有些打鼓，然而，谢兰生知道，是福是祸都躲不过，他也只能冷静面对。
　　方副局长60多岁，有些白，有些胖，梳着背头，戴着眼镜，嘴角边的两大块肉挺明显地赘了下来，谢兰生就莫名想起动画片里的沙皮狗来。他办公室非常宽大，一排书架靠墙摆着，大班台在书架前面，房间东侧有一张大皮沙发和一个黑色茶几，茶几上面铺满报纸。
　　方副局长让谢兰生坐在班台的正对面，十指交叉，微微笑着，其实还是挺和蔼的：“兰生啊，知道自己犯错了吗？”
　　谢兰生说：“知道。”
　　方副局长长叹口气：“那，知道已经被处罚了吗？”
　　“也知道，”谢兰生也努力摆出最诚恳的样子来，“8年以内不可以做电影摄制的工作了。”
　　“嗯，对。”方副局长还保持着十指交叉的姿势，却垂下眼看看桌面，似乎在想要怎么说，半晌以后才又开口，“兰生啊，我呢虽然还没机会见到《生根》这部片子，但是知道它拿了奖，想来它是具备相当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平的。”
　　“？？？”
　　谢兰生有一些疑惑了。
　　他本来已做好了会被电影局痛斥的准备，没想到，这个局长竟然突然夸奖起了他的片子。
　　人都喜欢被承认，室内紧绷的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很多。
　　方副局长又继续道：“我也看了香港报纸对于《生根》的报道。说实话，我也认为它跟现在很多电影不大一样，有你们年轻导演要表达的一些东西，有你们年轻导演对社会的一些看法，挺好。这个主题这个内容，个人觉得倒也还好。”
　　谢兰生：“？？？”
　　不是，这是怎么一个状况？
　　“兰生啊，你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导演，”方副局长又继续道，“虽然犯了一个大错，但以后也可以改正。我们还是非常希望你和凤毛两个导演不要轻易放弃电影。在禁拍的这段时间，你们可以曲线救国，当当场记，当当助理，甚至可以写写剧本，同时，继续学习继续钻研，不要荒废本身专业。只要别做电影导演，我们这边……也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仔细想想，这个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——其他人在大制片厂也至少要等上6年不是？你已经拍一部片了，只要可以改正错误依然会有大好前途，电影局也非常欢迎你解禁后重新执导。”
　　“……”
　　他明白了方副局长为什么要跟他谈了。电影局也是惜才的，他在都灵拿下大奖，电影局的领导希望他别轻易离开电影，然而自己违反规定，为了堵住悠悠众口禁他还是禁到底了。
　　不过，对副局长刚才的话谢兰生是不赞同的。
　　他认为在等待当中他会荒废他的专业，他学到的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烟消云散。电影摄制需要练习，就和学画画学写作这些一样，只看不练是必定会不断退步的，学足球学篮球也是，况且，他常常感到时间紧迫，人的一生就几十年，他需要总结、需要进步，没有办法苦苦等待。同时，谢兰生也认为，在漫长的蹉跎当中，他的冲动、他的激情、他的创造、他的灵性，一切都会被消磨掉。他想拍的是“年轻人”对中国的一些思考，希望呈现90年代初中国人的生存状态，这是他在某个特定人生阶段才有可能拍出来的片子，再过几年，一切变了——自己变了，中国也变了，他就无法做出来了。
　　他等不了。他还会拍。他想记录他自己，也想记录当下。
　　当时，对方方副局长，这些大逆不道的话他是不会说出口的。
　　两个人又聊了会儿，谢兰生的态度良好，终于，到了要告辞的时间。
　　方副局长其实看出谢兰生是委屈的，并没有因电影局的“和颜悦色”而好过些，他张张口，欲言又止，几经犹豫几次反复，最后终于长长叹气，对着委屈的年轻人说了一些心里的话：“兰生啊，其实，电影局也想给你们年轻导演一些路走。”
　　“……嗯？”感觉到了气氛不同，谢兰生又重新抬头。
　　方副局长说：“我们其实也知道，你们这些做导演的个个都有创作冲动，想搞创作，想拍电影，甚至一定要做一定要拍，现在这个厂标制度是有一些为难你们。”
　　谢兰生：“……啊。”
　　他把创作当作生命，最开始做地下电影也单纯是想拍片子。关厂长让再等五年，可经过了许多事后谢兰生已无法相信关厂长的任何话了，那是压垮他这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　　他不明白，为何“创作”有指标呢？为何非要硬性规定每年只有多少个人可以进行创作呢？为什么，大导演们垄断指标，年轻人都不能创作呢？为什么，全国只有16个厂长有权决定谁能创作谁不能创作呢？唱歌、跳舞、画画、拍照、写作等等，就都不是这样的呀。难道因为喜欢电影一切就都不同了吗？连电视剧都放开了呀。
　　他们心里那股冲动真的很难压下去啊，等几年后再拍的话一切感觉就都没了。本来，1985年，他们这些爱电影的看到82、83年毕业的北电学生受到重视当上导演，心中全都是充满希望，才不管不顾学了导演，可谁知道师兄们却联合“大导”一起垄断电影厂标，把门窗又重新焊死，并没有为年轻后辈争取任何上片机会。于是，他们心里好多故事但却一个都不能讲。